众人倒是不出意外，有宋一朝，市场经济发达，海贸和部分商业产品的专营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赵开在巴蜀的茶马改革，更多的是朝廷之前限制了巴蜀地区的商业经济活动，现在被释放了而已，而朝廷能直接辐射的沿海地区是不存在商业潜力被抑制的现状的。
比如说，宋哲宗年间就设立了海贸奖赏机制，哪家海商纳税多，是要予以官职赏赐的，而且还设立了类似于海洋事故条例之类的东西……反倒是穿越者赵玖，曾经在南阳准许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署令，乃是要废止内官在东南沿海欢送船队出海的仪式，好给国家省点钱。
一句话，林杞的意思很清楚，既然要考虑人心，赋税是不能再提了，而商税作为大宋财政重要一环，虽然理论上还有压榨空间，但考虑到商税事实上也关乎占大宋人口比例很多的城市民心，便不该再拔苗助长，而是应该沉下心来，让它自己缓慢恢复。
不过话又说回来，待其缓慢恢复，固然是王道的做法，可现在不是准备用兵，直接就缺钱吗？
于是林杞干脆直言，想要搞快钱，又不想再失人心，那就只能在国债与交子上考量了……这是一个必然的导向。
实际上，林杞的这番话，赵玖在之前与宰执们讨论时，就已经预演过一次了，彼时，刘汲就是这么分析的，而李光立即出言驳斥了他。
“臣以为户部尚书所言浮于表面，内里未必得当。”就在这时，国子监祭酒陈康伯越众而出，当众驳斥。“臣虽不善财货之事，却知道一些根本道理……说到底，天下财货就在那里，田赋发于陇亩，税务起于市井，都是有迹可循的。而如今朝廷的困境在于，淮河以北受战祸殃及，又要养兵图北，不得已南方加赋税，以至于失了一定人心，所以田地上万万不能再打主意，市井中也不该再打主意，而高丽、日本、大理、吐蕃，乃至于大食就那么大，每年商贸所得也不可能骤然超出预计。那下官敢问林尚书，现在想要用国债、交子来取财，总得有个取处吧？！你准备用这个取谁的钱？”
被无数火盆映照的如白日一般的中军大堂内，所有人一时间都陷入到了某种微妙状态中，有人紧张，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心下惶恐，有人若有所思。
宰执们的开场，就算是有演《白蛇传》的嫌疑，但他们高屋建瓴说出的话，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国家就是有这个财政上的问题。
而迫于职责所在接上这个话题的户部尚书林杞，他的分析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便是陈康伯，这个主战派中的年轻领袖人物，刚刚升了正职，又年轻气盛，话说的直接而操切了些，但也同样无可辩驳……逻辑就摆在那里。
所以，赵官家和宰执们一唱一和，到底是想用国债、交子来捞谁的钱？
“天下间专有一些人，不事生产，坐享其成，国难之时，不愿拔一毛，国难之后，却又蝇营狗苟，求财、求官、求地、求利。”就在此时，吏部尚书陈公辅忽然走出行列，却没有去看身后官家与宰执，反而是扭头相对身下，并昂然出声。“现在国家这么艰难，财政充一分便要用一分在军上，以至于连至尊都要在后宫养鱼植桑，那留着他们在哪里肥肠满肚作甚？！只是做法事、充公阁吗？！”
“南无阿弥陀佛。”
随着朝廷中枢大员们这般一层层图穷匕见，一瞬间，在心里念了一句佛的法河主持甚至觉得有点委屈……下午不还好好的吗？我说你是菩萨，你说我是罗汉，到了晚上就这般？
难道真要杀鸡取卵，田地尽收，浮财尽没？
若是这般，也就难怪明道宫的人没来了……他们家早就被官家在四年前搜刮干净了，连道祖金身都刮了。
实际上，莫说这些和尚道士商人，闻得这般杀气腾腾之论，便是衍圣公等人，也有些莫名惴惴起来……总不能连曲阜的祭田都要没收了吧？自己没犯什么错啊？
一念至此，很多人本能去看正中间的赵官家，却不料这位官家只是盯着桌案上的一本笔记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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