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仗了，要论功行赏，要清点家底，要整编队伍，要总结教训，要决定下一步应对方略……有些事情急不得，有些事情缓不得。
而这其中，最明显，也最迫切的事情，便是赏赐和整编。
整编自不必说。譬如讲，将东京留守司全面整编纳入御营体系就势在必行，甚至说，在宗泽去世以后，这件事情已经成了赵玖心头头等大事，他必须要妥妥当当、体体面面的将此事处置好。但这件事情必然要触犯一大堆人的利益，是目前最实质、最严肃的议题。
至于赏赐，却是整编，乃至于往后一大串事情的前提。
虽说不大可能，可赵官家却绝不想落得跟种师中那般下场……仅仅是因为用来赏赐的银碗不够了，士卒便‘皆愤怒，相与散去’，然后种师中马上就败军亡身。
为此，早在宋军合围洛阳的时候，赵玖便发明旨，要求襄阳、南阳尽出府库浮财与相当数量的库存粮秣，以作军用。然后，等到战事一结束，河北传来消息，确定了过半金军就地散去，剩余往燕京而去后，赵玖便立即汇集军队、集中军官，准备论功行赏。
这些事情，乃是理所当然的，唯独河阴这个地方，有点不吉利罢了。
河阴位于郑州与孟州交界处，本身是这年头黄河南岸的重镇。不但同时挨着汴河与黄河，更是位于韩世忠之前布防黄河的中心点上。这个位置，从交通上来说，确实方便南阳、东京、西京三地军将、官僚、兵马汇集。
但是，方便归方便，这个地界闻名天下却是因为尔朱荣的‘河阴之变’……北魏王公大臣被屠杀了两千多人，史书中明确说到，‘河阴之下，衣冠涂地’。
从南阳、襄阳往此处赶的大臣们当然不至于疑惧到赵官家要搞什么大屠杀，但却不能不嘀咕赵官家别有用心或者心存暗示。因为此时，赵官家逃出南阳后的一系列操作已经显露无疑。而无论是那日出逃时将南阳、襄阳群臣一起蒙，还是到了鄢陵夺兵权时斧杀杜充，又或者御驾亲征亲自上阵，都让这些大臣们感到有些不安。
不过，随后闻得赵官家还于旧都，赠宗留守那首《青玉案》，多少让这些人放松了下来……因为这两件事情做的还是很有明君之态的。
其实，难怪这些人如此紧张和敏感，因为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随着这一战以完全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结束，回顾赵官家鄢陵之战的战果，这些人虽然疑惧，却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抗的意思和勇气……用阎孝忠送别百官北上时的话来说，百官此番北上，似有‘项王破秦军，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之态。
当然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是受到了两位吕相公严肃批评的，因为官家和大家是一体的，而项王与诸侯将本就各怀鬼胎，是一回事吗？堂堂南阳府守臣，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团结的话呢？
于是阎孝忠就闭嘴了。
而不管下面的人如何胡思乱想，又如何勾心斗角，二月下旬，随着兵马将帅渐渐汇集，南阳襄阳的诸位相公、大臣也都赶到郑州一带，赵官家便毫不迟疑，即刻从东京出发，扬龙纛往河阴而来。
一路上，从东面赶来的兵马沿途汇集的越来越多，随行军将也越来越多，其余西面、南面的众人也都快马加鞭，为首官僚大臣军将，更是先行到达河阴候驾。
二月廿三，赵玖来到河阴。
到此为止，河阴已经聚集了七八万部队，数十名统制官，统制官以上的也有韩世忠、李彦仙、张俊、王彦、岳飞、王德、闾勍等将。
除此之外，吕好问、吕颐浩、许景衡、汪伯彦四位相公以下，御史中丞、六部主官、翰林学士，都省、枢密院、御史台、东京留守司各处也都到来。
便是内侍省与御前班直也在杨沂中和冯益的带领下护送吴夫人赶到，韩世忠的那位梁夫人也随行到来。
文武汇集，一部分人本在御驾方向且不提，这日上午，河阴这边的文武自是在四位相公的带领下，合于一处，出城沿汴河相迎……而因为官家早前有旨，却只是出城两三里，并未远迎。
得益于此，韩世忠甚至有时间在此处搭起草棚，稍作布置。
中午时分，御前班直副统制刘晏便引骑兵先至，然后远处龙纛出现。随即，大押班蓝珪又亲自先行至此，传出口谕，大意是今日路边相见，文武百官一概免礼，待明日宴席再行大礼，而年长者、六部主官以上文臣、统制官以上武将俱可安坐静候……而等众人稍微按资排辈坐了下来，不过片刻，那稍显陈旧的龙纛便在王彦、张俊二人亲兵护送下来到了跟前。
龙纛立定，张俊、王彦二将亲自披甲执锐引各部军官左右先出，接着，束着牛皮带、穿着一套明黄色御阅服（从东京皇城里搜出来的破烂旧货，便于骑马）的赵官家便打马而出，身后则是之前随侍的那几位臣子，还有东京留守司的副留守权邦彦、判官推官等一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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