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微和黄立极闻言，相视一望，几乎晕厥。
他们见顾秉谦不敢说，以为奏本的事情可能就这样过去了，顾秉谦肯定不敢拿出来了。
谁知道韦宝自己提出来了？
两个人和顾秉谦一样，也都是看中了韦宝的政治前途，想与韦宝沾边，能荣耀整个家族。
但是开海禁这事情的确太大了。
他们两个人也都不傻，与顾秉谦一样，都知道打开海禁会造成什么局面。
而且，大明不止一次开过海禁，以前又不是没有搞过。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
这次明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
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
“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为什么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呢？莫非下西洋真的只是赔本赚吆喝么？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商业的害处。
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
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
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广东官员如此做法，明显是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它标志着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从此进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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