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随着维多利亚最坚定的政治对手之一，奥托·冯·俾斯麦的上台，维多利亚与柏林宫廷之间的隔阂逐渐增大。
腓特烈成为了普鲁士的新王储，但他在宫廷中的处境却毫无改变：他的父亲拒接增加他的收入并且维多利亚也不得不继续用她的嫁妆和封禄维持庞大的家庭开销。在一封写给斯托克马男爵的信中，阿尔伯特亲王说到：显然某人对公主的经济独立表示反对。（她）不仅悲惨到没有从普鲁士得到一芬尼，而且还不得不使用她那本不应该花费的嫁妆。如果他们再继续拒绝向拥有一位“富有的妻子”的王储提供金钱，那么她将会变得越来越贫穷。
除了对他们的财政限制，腓特烈和维多利亚还堆积了许多问题。作为王位继承人，在未经国王许可的情况下，腓特烈不能擅自离开普鲁士。
这一措施是为了限制维多利亚返回英国。可见威廉一世对阿尔伯特亲王及同样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腓特烈和维多利亚的不满。
1861年12月14日，年仅42岁的阿尔伯特亲王因伤寒去世。与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维多利亚在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痛不欲生，并且立即与丈夫返回英国参加父亲的葬礼。
父亲逝世的悲痛还未消散，仍在服丧的腓特烈和维多利亚就不得不毫无准备的面对威廉一世统治期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普鲁士议会拒绝向国王提供军队改组计划所需的资金。然而，威廉一世经深思熟虑后认为军队改组一事极为重要并且于1862年3月11日解散了议会。
如此一来，国王与普鲁士议会之间爆发了剧烈的冲突。在君权与议会的强硬对抗中，国王甚至开始考虑离开王位。
从这个角度，维多利亚试图说服丈夫接受他父亲的退位。
然而，王储并不赞同妻子的看法并且决定坚定不移的支持父亲。
对于腓特烈来说，君主在与议会爆发冲突后退位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并且会对他继承王位造成隐患。
王储也认为如果自己只是因为自身利益而支持父亲退位，那这将是他作为儿子的严重失职。
最后，威廉一世没有退位，他于9月22日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伯爵担任普鲁士首相。这位保守党的领导人愿意在没有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及核定预算数额的情况下统治普鲁士。
因此，国王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他那崇尚自由主义思想的妻子奥古斯塔王后，以及他的儿子和儿媳则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然而，俾斯麦依旧成为了普鲁士政府的首脑，并且继续管理随后的德意志政府。同时，俾斯麦还促使王储及其妻子受到宫廷的孤立。
随着普鲁士宪法冲突的爆发，柏林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对抗达到了顶峰。
由于王储及其妻子被怀疑存在支持国会议员而反对威廉一世的嫌疑，因此，他们受到了严厉指责。
1862年10月，这对夫妇为了躲避保守党人士对腓特烈在政治局势极其紧张之际，赞成自己父亲退位的指控而登上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游艇前往地中海旅行。他们还强调王储搭乘的外国船只是在英国军舰的护送下前行的。
随着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王子（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与普鲁士的竞争对手之一，丹麦未来的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长女，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订婚的消息被公布，维多利亚在柏林宫廷中的地位也被进一步削弱。
德国民众认为正是王储妃一手促进了丹麦与英国的联合。
在对但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王储于1863年6月1日公开地拒绝了首相下达的普鲁士当局有权禁止内容不宜的报纸出版发行的命令。威廉一世被他儿子的言论所激怒，他谴责了王储的行为并且用解除他的军权来威胁他，甚至将他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保守派成员要求惩罚王储，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只有少数人支持国王的弟弟普鲁士的卡尔王子和埃德温·弗赖赫尔·冯·曼陀菲尔将军的看法，认为腓特烈应该在军事法庭上受审。
因此，维多利亚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保守派成员的指责。许多人怀疑王储在但泽访问期间所发表的言论都是受到了她的指使。
虽然这对夫妇在德国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他们的行为却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称赞。《泰晤士报》评论道：“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角色会比王储及其妻子更具挑战性，他们没有顾问，处在懦弱的君主、鲁莽的内阁与愤怒的人群之间。”
然而，英国报纸对维多利亚和腓特烈的支持却又再度让他们陷入困境。这篇文章中包含的众多日常生活细节表明维多利亚向新闻界透露了一些机密信息。德国当局立即对她展开了调查，正因如此，顶着巨大压力的维多利亚的私人秘书恩斯特·冯·斯托克马男爵最终辞职。
所以，在华皇看来，虽然腓特烈皇储一家人的地位崇高，身份显赫，但是并不说明他们有多少政治分量，俾斯麦才是说了算的，才是这个时代德国的大脑，甚至能够左右威廉一世的决定。
而不是自己面前的腓特烈皇储和他的老婆维多利亚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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