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国应该共同承担更多义务，并进行某种分工。我希望中国今后能够更多地负担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援助。”
还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革命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如今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承担起对东亚各国革命的指导责任。”
简而言之，苏共将负责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中共则承担起亚洲的革命任务。斯大林的这一“革命分工”绝非简单的口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与行动。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输出革命”。
从“抗法援越”、“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这个担子，我们一挑就是数十年。
1949年7月1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决议，鲜明地表态支持苏联。
那位伟人在废除外国在华所有特权后，于1949年12月首次出国访问，前往莫斯科。这次访问，特意带上了江西竹笋、祁门红茶、湖南湘绣等满满一火车礼物。
此次莫斯科之行，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废除国民党时期签订的旧约，并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争取到苏联的资金援助与技术支持。谈判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百年的命运。若有丝毫轻率，刚刚完成民族独立的中国，恐怕将难以再进一步。
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守在四夷”，即将国境线扩展至能力所及的最远处，凡事尽量在境外解决，除非特殊情况，绝不干扰内地的发展与建设。
可抗战胜利后，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区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1947年初，苏联在旅顺部署了第39集团军、一支联合舰队以及5个空军师，这支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强大武装力量实力非凡。而且，旅顺的海军基地正好卡在渤海湾的关键位置。
因此，苏联之行压力巨大。
苏联通过对日宣战，才获得了东北的安全缓冲区、外蒙古的控制权，以及大连港和旅顺基地，当然不愿轻易让步。
从22日到30日，整整8天毫无进展，外界猜测纷纷。
3.3 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然而，国际局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美国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
美国扶持的国民政府失败，使其在东亚失去了原有的势力范围，这让美国感到极为不满。然而，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
中苏两个大国，如果达成同盟，那将是极为可怕的局面。因此，美国的外交重点在于拉拢中国，同时挑动苏联的猜疑。若能导致中苏关系的不和，美国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在东亚的损失。
作为美国的异父异母兄弟，英国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并准备与缅甸和印度一道，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
1月26日，美韩两国政府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按照该条约，如果金日成发动对南朝鲜的进攻，美国必定会出兵援助。这一局势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乔大叔对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的整体战略考虑。美国的介入让乔大叔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他绝不可能与拥有全球最大、战斗力强大的陆军的中国彻底决裂。迫于形势，乔大叔不得不调整原先的态度，迅速安排了双方的会谈。
1950年1月2日，在国际形势和舆论压力下，乔大叔初步同意废除旧约，重新签订新约。他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传达了一个消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与新中国重新签订条约，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
随后，在外有英美拉拢、内有利益交换的背景下，中国和苏联于1950年1月22日终于完成了谈判，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根据条约，中国收回了已经失去5年的东北利益：苏联将在1952年底前无偿移交中长铁路，苏军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并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解决大连港的问题。
关于外蒙古问题，条约中未作任何提及，意味着双方默认了外蒙古的现状。
对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当时的外蒙古已经公投，已无论是否承认其独立，皆已成定局。蒋介石政权先行签署条约，随后外蒙古又进行了全民公投，再加上苏联的支持，新中国凭借当时的微弱实力和有限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可能收回。
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基于现实，而是依赖幻想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最终必将导致一无所获。
当时贫弱的新中国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夺回东北的主权，保证领土不丢失。
从中国的战略利益来看，外蒙古与东北不可同日而语。
通过艰苦的谈判，终于成功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盟友，苏联向新中国转让了大量财产，归还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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