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晃晃悠悠又到了78年。
终于到了这一年，孟凡早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可是，迟迟等不到孟凡想要的消息。急得孟凡是天天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真是越到眼前越着急啊。从58年到78年，20年的时间孟凡都慢慢等过来了，就差最后这几个月倒是让孟凡着急的很。
终于，1978年5月11日，孟凡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那篇特约评论员关于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文章。
看到文章的时候，孟凡激动不已，这时代的大幕已经徐徐展开。
孟凡欣喜若狂地看着这篇文章。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CPC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看到了这篇文章，孟凡更加按耐不住了，可是，孟凡想要的消息一直没下来。
一直等到年底，孟凡才收到他梦寐以求的消息。
1978年12月，总设计师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宣布种花家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这个消息传来，终于让孟凡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虽然有着前世的记忆，但是孟凡又不是过目不忘，能够记得改革开放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就不错了。
具体的月份，让孟凡记着，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
实际上，虽然78年底提出了改革开放，但是在具体实效上，还要在往后。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1978年11月，三中全会之前，小岗村就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1979年7月15日，正式批准粤、闽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
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宣示种花家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1992年10月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种花家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
2013年种花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
说到小岗村，就不得不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村、组）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
开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不对，应该说是第二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
那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村民家中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
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
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会上，队长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
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一直到1980年5月31日，总设计师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
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和总设计师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然后就是1980年9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1982年1月1日，CPC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其后几年的一号文件均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此后，种花家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种花家因此创造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们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他们纷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努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
长话短说，就是说虽然到了78年年底，虽然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提出，但是现在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下海的氛围还没有兴起。孟凡也就没有立刻就去办停薪留职。越是到这种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
虽然孟凡早就想好了后续的工作，但是有句话是那么说的。
领先一步是天才，领先十步是疯子。
孟凡宁可做一个领先半步的聪明人，也不想做那个领先十步的疯子。
1979年7月，在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闽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
没错，是出口特区而不是经济特区。1979年4月总设计师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后于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并在深圳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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