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泰武元年，五月三十日，一场因大饥荒而引发的瘟疫席卷洛阳这座神都。
瘟疫一开始是从京都的闾左爆发的。
这片平民区因为饿死的人太多，以至于瘟疫流行。虽然最先死的是穷人，但很快瘟疫就传染到了右城，越来越多的豪族之家整户整户的暴死。
一时间洛阳城形同鬼蜮，人心惶惶。
越来越多的公卿们开始逃离洛阳，向着关东地区避难。而雪上加霜的是，豫州因为去年大乱，水利失修，到今年五月陆续爆发特大蝗灾。
一时，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
就这样，本想去关东逃难的公卿们，一路上看着皑皑白骨，藁草满地。这些尝尽人间富贵的公卿们这才知道天下已经苦到何等地步，一时间泪满衣襟，不忍目睹。
在这种情况下，许相出面让小皇帝刘辩下罪己诏，试图收拢人心。
罪己诏之后，由许相、何进、皇甫嵩一同主持的，也是甲子之乱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朝议开始了。
此刻的崇德殿已经没有了袁氏及门生的鲜血，众公卿围在这里，只讨论一个主题，那就是是否应该迁都避难？如果迁，那又该迁往何处？
迁都这件事实在不得以，如果不是过不下去，谁愿意远离祖宗坟茔呢？
而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讨论相关话题了。在董卓彻底倒向关西的时候，洛阳朝庭就有人提过迁都，实在是因为从河东下洛阳实在是太近了。以关西军的马军之速，不两日就能兵围洛阳。
而这一次，因为大疫和缺粮，朝庭再一次提出了迁都。
但即便如此，当议论是否迁都的事情穿开后，朝庭百官还是一片大哗。
凡是有资格发声的公卿百官无不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以京畿一带的公卿们来说，尤其是郑氏为主，就坚决主张不能迁都。
已官居匠作大臣的郑泰在朝上义正言辞：
“避乱而迁都者，未有不亡。虽不即亡，也未有能复振者。”
郭休、种拂、韦康、张宠等公卿皆出列复议。他们都是洛阳本地人，无论是从情感还是利益上，都坚决不认同朝庭在这个时候迁都。
而刚刚在甲子之乱中获得大收益的刘备，更是以刘氏宗亲的口吻劝谏道：
“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京都，岂能弃之不管？”
而如皇甫嵩更是从军事角度，对小皇帝及他背后的许相劝谏：
“如今两京相争正在关键。一旦我们放弃洛阳，几乎就等于放弃京畿和整个关西一大片疆土，可谓銮辂一动，两京再不复有矣。”
皇甫嵩非常焦急，因为他知道现在关东朝庭就处在历史的关键关头。
因为他有很可靠的消息，如今的关西比他们还不如。现在刘宏已经不再理政了，朝政大权悉数落在了宦官一门的手上。而在宦官们的打压下，很多忠贞吏士被贬西州。
所以现在西边那边很多老朋友又和他皇甫嵩联系起来了，显然将有大变。
而且皇甫嵩早就认出时间是站在他们这里的。因为刘宏虽然带了一子刘协出奔，但到底年龄太小。而一旦刘宏薨了，以刘协的年龄根本不足以掌控朝庭。
到时候宦官和关西豪族的矛盾将会迅速放大，而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关东的机会了。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不能迁都呀，一迁都，岂不是将洛阳送给人家？
但皇甫嵩即便再对，也到底不明白许相等人的思考。
为何许相要推动朝庭迁都呢？因为他已经看出如果继续呆在洛阳，那就是一座死城。从战争潜力看，洛阳盆地是无论如何无法与关中平原相提并论的。
真正的机会是在中原，只要朝庭迁都到中原，就能依托朝庭的仅剩的威权和手中的数万精兵恢复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所以许相这会是壮士断腕，回到中原地区，固本培元，以镇四方。
许相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深刻明白，朝庭到了现在，已经在不是那个威赫四方的大汉了。
洛阳是好，所谓八关为锁钥，居天下之中，又有河洛之利。北倚邙山，南压荆表，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但这些都是对于大汉而言的，而不是现在一个残喘分裂的小朝廷来说的。
原先洛阳的优势对于此时的汉室来说，全是缺点。
就拿北面来说，河东的董卓一旦悍然南下，就大河之防完全挡不住这些并州铁骑。现在董卓只不过还不愿意洛阳这么快倒，那不符合他的利益，所以才一直止军大河。
但这种形同虚设的防御，将自己安危放在敌人的刀枪下，这对于许相和刘辩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皇甫嵩说那么多，能变出粮秣来吗？
洛阳的储备一直依赖的都是中原漕运。这类漕运在平时就有很高的损耗，也只是靠着汉室的威权才能维持住这个损耗，让各地运粮来京。但现在呢？
天下两年大战，丁口离散、生产断绝，商旅绝迹，连原先负责漕运的壮丁们都已经被各郡县抽调为军。如何还能将漕粮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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