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裴耀卿的能力与操守，此事若是放到唯利是图的人身上，恐怕早就当成天大功劳，把钱上交玄宗挥霍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体现在对待名利的态度上！
第二，洛阳报复杀人案。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一月，监察御史杨汪奉命调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案，期间遭到张审素部下董远礼带兵威胁。杨汪随即禀明玄宗，以对抗朝廷、企图作乱的罪名处死了张审素，张审素两个儿子张瑝、张琇也坐罪流放岭南。
杨汪处理完这个案子，回到朝中把名字改成了杨万顷。张瑝、张琇从岭南逃回，伺机为父亲报仇。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三月十一日，两人在东都洛阳用斧头砍死了杨万顷，写了封替父申冤的信绑在斧头上，放置于杨万顷尸体旁。又跑出洛阳，寻找与杨万顷共同害死父亲的仇人，走到汜水（河南荥阳）被朝廷抓获。
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极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不足百人，这件杀害朝廷高官的命案，立刻引发了朝野震动。
玄宗令有司议定罪行，多数人认为张审素虽然贪污，但罪不至死，张湟、张琇年纪轻轻就懂得替父报仇，这是孝顺刚烈的体现，应当加以怜悯从轻发落。
张九龄对此持赞成态度，裴耀卿、李林甫觉得如果不杀二张，会败坏国家律法。玄宗支持裴、李意见，对张九龄说：“情有可原，法不可容。”
随即下达敕令公示天下：“国家设置律法，是为了制止随意杀伤。如果每个人都因私仇辗转报复，哪里才是尽头！国家有法，就是曾参杀了人，也不能宽恕。将张湟、张琇交由河南尹处死。”
士民们哀怜二子，集资将他们埋葬于北邙山，还自发替两人作悼词，张贴在交通要冲。
此事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张扣扣替母复仇案，直到现在人们仍在议论纷纷。
情大还是法大，这是个至今都无法绕开的伦理难题！
第三，组织建唐首次歌舞比赛。开元二十三年正月，因天下承平已久，玄宗本着与民同乐的想法，下令距京城三里内各州、县刺史，亲自带着本境歌舞团到长安武凤楼下比赛。之所以把这事做为大事，是因为这是有唐以来的第一次！
怀州刺史用大车载着数百乐工，人人身着五彩斑斓的锦衣，连拉车的牛都化装成虎、豹、犀牛、象的模样，在万民瞩目下招摇过市。
与之相反，鲁山县令元德秀只派了数名乐工，手拉着手朗诵由他所创《于蔿歌》。此歌未曾传世，大概意思就是规劝帝王莫要只顾享乐。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本来只想取乐的玄宗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出，不禁沉吟良久。为了保持他的明君形象，他一脸严肃的对身边大臣说：“怀州百姓，恐怕受害匪浅！”立即下令将怀州刺史免为散官。
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这恐怕是怀州刺史未曾预料的。
这一年的十二月，还发生了一件事，册封原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为寿王妃。
前文说了，寿王李清是武惠妃爱子。至于杨玄琰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玉环！关于她的故事，后面再讲！
这三件事情，李林甫在其中只扮演配角，表现尚称中规中矩，至少没有故意捣乱。老谋深算的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张扬的时候，他在耐心等待。他知道以张九龄的臭脾气，迟早会与玄宗闹翻！
果然，这一天很快到了！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初二，居住于洛阳、原打算翌年二月初二返回长安的玄宗，因宫中遇有怪异事件发生，临时起意，召集宰相商量，准备提前回去。
大唐建有东、西两都，皇帝带着众位大臣，基本上在每个地方住上一年。这样做并不是彰显他们地方多，而是为了减轻两地百姓压力。每次出行，也都会选择在农闲时分。
张九龄、裴耀卿因农收还未结束，劝玄宗再稍做等待。李林甫通过内线，得知了玄宗真实想法。等二人退出，他单独留下对玄宗说：“长安与洛阳，不过是陛下两座宫室而已，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用刻意挑选时间！如果妨碍农收，您只需免掉所经州县赋税即可。臣请通知各部，即刻动身！”
玄宗大喜，采纳了他的意见！
能够揣摩领导意图，让领导毫无负罪感的去做不该做的事，也是一种很高的本领！
玄宗回到长安，听说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干的不错，河西军府仓库充实、器械精良，便想提拔重用他，加封他尚书。
牛仙客是胥吏出身，长期就职于边防，为人勤勉敬业，深得军府上下认可。前宰相萧嵩在河西担任节度使时，发现他是人才，将他从判官一路提拔到藩镇节帅。
张九龄的反应，与当初听说要提拔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时一样，态度鲜明的予以反对，并又用出了他那套唯出身论：
“尚书，是古时重要官职。自唐以来，只有做过宰相或是扬名中外的有德人士才能或封。牛仙客不过是一河湟小吏，突然位居清要，恐怕会让朝廷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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