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位胸襟开阔、办事果决且眼光长远的英主，但同时也是活生生的人，难免会犯错。作为手握生杀大权的一国之君，出现过错能够不自歁、不推诿，并且及时加以修正，实属难能可贵。
从史书客观详实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李世民，是一个交织着善恶、活脱脱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毫无瑕疵的神。
【01】不被亲情左右
上文提到，太宗与长孙皇后伉俪情深。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爱屋及乌，非常疼爱他与长孙皇后所生子女。一次，有人挑唆太宗，说朝中三品以上高官对魏王李泰很轻视。李泰是长孙皇后第二子，为人有才学、知礼仪，很受太宗器重。
太宗一听儿子受气当即火冒三丈，立刻召来三品以上官员训话，声色俱厉的指责他们：“当初隋文帝在位，一品以下官员在他儿子面前尚且唯唯诺诺，难道我的儿子就不是天子之子！我不过对他们管教严些罢了，你们竟敢轻视李泰，我要是由着他来，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房玄龄等一众大臣吓的跪伏于地不停叩首请罪，只有魏徵面不改色，严肃的对太宗说：“臣敢说群臣之中没人会轻视魏王！而且按照礼法，三品以上官员是国家栋梁，您在他们和您儿子面前不应分出亲疏。若是纲纪紊乱，咱们另当别论。但以您的圣明，必定不会纵容魏王折辱大臣。隋文帝娇惯儿子，任由他们僭越礼法，以至遭到灭族之祸，这有什么可效仿的！”
太宗愣了一下火气全消，略显尴尬的说：“你讲得太有道理了，不得不让人心服！朕因私爱而忘公义，刚才还觉得占理，听了你的话才觉理屈。看来，当君王的不能被亲情所左右啊！”
【02】错了就是错了
太宗因听信谗言，处死了被他一手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优秀大理卿张蕴古（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此事对大唐司法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法官因害怕担责，将“重罪轻判”当成红线，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以致时常出现“无罪判有罪、轻罪定重罪”的现象。
太宗得知后，找来时任大理卿的刘德威谈话。
“最近怎么判重刑的这么多啊！”太宗有些不满的问。
刘德威深知太宗为人，索性实话实说：“此事的责任在您，与臣子们无关。圣上宅心仁厚，刑法自然宽和；圣上崇尚峻法，刑法势必严苛。”
“朝廷明文规定：把人抓进来误判的，连降三级；把人放出去、放错了，却要连降五级。判错了、判严了不要紧，放错了、判轻了却要担大责。官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只能枉顾事实宁严勿松。不是有人教唆他们，只是畏惧获罪罢了。陛下如果不将个人喜好掺杂进来，一切按律法行事，这种风气自会扭转。”
其实在张蕴古一事上，太宗已向魏徵表达过悔意，并将“判处死刑必须经过五次奏告，获准后方可执行”写进了律法。听了刘德威这番话他不怒反喜，立即允予以批准。此后，冤狱现象果然逐年减少。
【03】魏徵敢说，太宗肯改
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太宗临幸东都洛阳，负责接待保障的官员，因接待准备工作不细致被追责。
魏徵劝谏道：“陛下您只因区区的接待标准不细这一小事，就要责罚官员，实在没有必要。臣担心此种风气一旦开启，将会使天下民不聊生，这可不是您行幸东都的本意！”
“当年隋炀帝讥讽郡县官员提供的饮食不精细，竟然按接待好坏来行施奖惩，结果搞的众叛亲离。这些事情都是您亲眼所见，为何如今又要效仿呢！”
魏徵的话让太宗大吃一惊：“要不是你，朕可听不到这话。”
随即交代长孙无忌等人：“朕原来经过这里，无非是买饭吃、租房住，现在条件这么好，怎能还不知足！”
【04】魏徵的三封奏疏
经过太宗君臣近十年的努力，到了贞观十年（636年）以后，大唐国力日渐丰隆。为避免太宗乐于安逸、懈于政事，魏徵接连上了三封奏疏警示提醒。
针对多数王朝善始却难善终的现象，魏徵建仪：“当领导的往往在创业时做得很好，事业一旦有成还能保持初心的却不多。”
“这是因为，越是困难领导越容易与下属打成一片，条件越是改善反而越容易自满。”
“与下属打成一片，即便性格不合也能齐心协力；骄傲自满，就算亲近之人都会离心背叛。虽然可以借助手中权力震慑下属，恐怕也难以让他们心服口服。”
“在欲望面前能够知足，在挥霍面前能够知止，处高位能够降尊纡贵，近圆满能够保持清醒，安逸时能够节制自身，和平时能够不忘忧患，防闭塞能够从谏如流，施奖惩能够公平公允，然后再选贤任能使大家各司其职，拱手无为而天下自平，又何必劳心费神去干预具体事务。”
看到太宗不像以往那般和善，魏徵指出：“陛下您最近在推行善政的热情上有所下降，闻过必改的作风不及当年。对臣子的谴责逐渐增多，态度稍显严历。由此可见，位高势必气盛，富贵难免豪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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