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打得如火如荼，朝廷突然下令平叛大军终止行动保持克制。原来一部分参与冤杀孙元化、逼反孔有德的主战派改换门庭主张招抚，要以和平的姿态向叛乱兵马释放善意。
在那些自视极高的朝廷大员眼中天下军汉都是家养的狗，是呼来喝的奴才，高兴了扔块吃剩下的骨头，不高兴了一顿拳打脚踢，再饿你几顿，狗要敢呲牙，我就放别的狗咬死你，山东新军也不例外。举人出身的孙元化能得到山东新军拥戴，我们三榜进士一二品大员更应该是他们仰视的存在。我们说既往不咎，那些叛乱的山东狗还不得感恩戴德，撒着欢的跑过来要求拴链子求效忠。
什么是主观意识?这就是主观意识。朝廷的高官们也不想想，自吴桥兵变以来朝廷多次出尔反尔，明抚暗剿，忽抚忽剿，哪里还有诚信可言！事关生死谁肯轻信他人？如今山东杀得血流成河，造反的士兵无不害怕朝廷怀恨在心玩一招口惠而实不至，骗自己放下武器然后翻脸不认人，大家个个不得好死。现在山东叛军占据上风，根本不存在招降的可能性。可是明廷不这么认为，他们派出辽籍文官中官衔最高的张国臣前往招抚。
李九成对明庭的反复无常糊涂幼稚感到吃惊：“以前孔有德求招抚的时候你们不招抚，现在晚了。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怪我玩阴的。”他立即写信向张国臣诉苦，声明造反的不得已，请求皇上宽宏大量从轻发落云云。
张国臣因为祖籍的原因对这次荒唐的兵变相当关注，对参与叛乱的战士相当怜悯，对他们的战斗力十分赞赏（若不是震惊于山东新军的战斗力，明廷中央就不会出现剿抚之争，而是一味镇压。可见欺软怕硬不只是个人行为，政府也不例外），他希望和平解决兵变，终结桑梓兵燹。张国臣再次重申朝廷的命令，严禁城中的军民和各路援军擅自出战，以免破坏抚局。
徐从治得到双方议和的消息后惊得目瞪口呆。他认为新军的造反原因不重要，就算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也要一逼到底逼死为止，现在重要的将之剿灭。
莱州四位大员联名上书，派人趁夜潜出城，将这封奏章送到北京阐明战况，请求皇帝不要再招抚，要全力以赴围剿叛军。
他们在奏章中动情地说：“莱城被围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为抚议误矣。国臣致书臣，内抄诏旨并兵部谕帖，乃知部臣已据国臣报，达圣听。夫国臣桑梓情重，忍欺圣明而陷封疆。 … …臣等死当为厉鬼以杀贼，断不敢以抚谩至尊，淆国是，误封疆，而戕生命也。”
这封重要的奏章同孙元化那封重要的奏章一样被人扣押截留，崇祯帝根本没有看到。原因完全相反：
孙元化的着作令鹰派不满，认为其过于妥协退让没有斗争精神，故而将之封印。
徐从治的奏章令鸽派不满，认为其过于激化矛盾有碍社会和谐，故而将之封印。
两封内容相反同样重要的奏章都被官员扣压，由此可见以下克上的老祖宗不是日本皇军，而是汉族官员。
全国各地的援军汇集青州，由于两位巡抚一个知府被围莱州无人统一指挥，援军只能停顿不前。朝廷再次任命兵部右侍郎刘宇烈为总督，全权指挥各路援军，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京城神机营和五门红夷大炮。
刘宇烈身为兵部侍郎，对这次兵变细节一清二楚，他认为官兵叛变是被地方官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只要朝廷动之以情待之以宽，未必没有挽回的余地。山东新军战力强悍，乃国之重器，随意毁弃殊为不智。时至今日，山东叛军攻城多座却不曾犯下天怒人怨的暴行，比之四处杀戮形同洪水猛兽的流寇胜强百倍。流寇一日便不灭便有千万人死与其手，为害之烈尤在满洲狄夷之上，朝廷上下剿灭之心急如星火，不敢有丝毫懈怠。山东叛军虽在攻城，但莱州坚如磐石，四面大军合围其势已颓，自己以势压人，以仁待人，山东叛军自知不敌定会投降。为向山东新军施放善意，刘宇烈释放了被俘的叛军兵将，借他们之口宣扬朝廷的仁慈。
李九成见到被捕的手下重新回来，伤势痊愈身体完好，还胖了不少。他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更高兴的是士兵们带回来的最新军情。李九成立即制定作战计划，亲手书写回信送与刘宇烈，详细书写投降条件，要求保证所有叛军的生命财产安全。李九成自己知道：“投降是不可能的，孔有德的师兄高迎祥刚刚发来消息，声称朝廷诱其投降后准备对整个义军队伍进行大屠杀，若非他们早有准备先下手为强已经尽数横死。既然朝廷敢对放下武器的农民军搞屠杀，为什么不敢对放下武器的山东军搞屠杀？为了我和我的兄弟们的性命安全我们绝不投降。”
刘宇烈没有换位思考，他不知道新军战士们最畏惧的就是投降：手里拿着武器命运握在自己手上，放下武器命运交到别人手里，而这个人还是反复无常的朝廷。明廷素无信义，就算不杀我们也会罚终生苦役，与其被下吏折磨至死，不如轰轰烈烈战斗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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