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个故事具有很浓的神话色彩，所说的地点和人物也可能不确实。但是它们反映出，在专横残暴的国王和各阶层人民之间是有矛盾的，在国王、婆罗门贵族和包括大商人在内的平民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而且当时平民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在忍无可忍时他们能够起来推翻旧王，另立新王。
佛经里还有关于五百名奴隶脱离主人，在偏僻地方拦劫富人的传说。另有传说，他们“横行邑里，跋扈城国”，最后被居萨罗王波斯慝（一译胜军王）所镇压。这一传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列国时期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因而形成了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新的思潮纷纷兴起，不过它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反婆罗门教的倾向。
婆罗门教成为种种新思潮的众矢之的，这并不是偶然的。婆罗门教把雅利安人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分化固定为种姓制度并加以神圣化，可是这种制度已经不能符合列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新动态。婆罗门等级是从种姓制度所规定给他们的特权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人，他们自然不肯顺应时代潮流去改变这种制度。因此，当人们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也就必然反对婆罗门教和婆罗门种姓的人。
婆罗门教的堕落是引起人们反对它的另一方面原因。早期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虽然也有祭祀、牺牲等教仪，但是没有繁文缛节。可是随着婆罗门教的形成，婆罗门祭司们为了从献祭中得到好处，他们使祭祀的花样品种变得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庞大而复杂。按照他们的要求，一个人从生到死，要经过无数次的献祭，而献祭的费用既足以使婆罗门祭司致富也足以使普通人破产。婆罗门祭司在献祭中不仅使用大量牲畜，而且有时用人来作牺牲，他们的献祭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思考。
婆罗门教的经典是吠陀文献，到列国时代，人们对于那种古代语言已经感到太艰深复杂而难于理解了。大量的解释吠陀经典的梵书和奥义书对于一般人来说同样是艰深难解的。于是婆罗门祭司又在群众中宣扬神秘但简短的咒语的种种特异功能，以此骗取人们的财物。这样，婆罗门教和婆罗门祭司就堕落到了一种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地位。
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纷起，据佛教文献说，有“六十二见”，“九十六外道”。他们讨论的问题有，世界与自我有常还是无常的问题，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一切有因还是无因的问题，死后有灵还是断灭的问题，解脱之道如何的问题等等。由于材料的缺乏，后来的人对于这时各学派及其思想的详情已不可知。但除了佛教和耆那教以外，还有有两个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它们分别是斫婆迦派和阿什斐迦派。
斫婆迦派是古印度的一个唯物主义的学派。佛教文献又称此派为“顺世外道”（意思是流行于民间的）。这一学派的着作没有保存下来，只是从其他学派的文献（如奥义书、佛经等）对他们的引述和批判中，我们才能知道这一学派的学说的一个概况，而且这个概况也难免经过了某种歪曲。斫婆迦派不相信吠陀经典的权威，也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其他文献。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要素构成，根本没有灵魂，生命和自觉只不过是物质复合的产物。
尽管物质没有生命和自觉，可是某些物质复合起来就有了它们原来没有的生命和自觉，这正如某两种颜色调和起来就能产生第三种新颜色以及原来不能醉人的蜜糖经酿造后就能变成酒一样。人死就是原来组合为生命的物质的离散，死后没有灵魂，也不会有来生，人一死一切也都结束了。因此，这一派主张珍惜生命，要使生存成为享乐，而不相信所谓行善作恶在来世有不同的报应。在这一点上，斫婆迦派不仅否定了婆罗门教的轮回说，而且也否定了一切宗教的基础。
在认识论方面，他们不承认推理的有效性。他们认为，除了直接被感知的事物以外，没有可以确信的东西；因为间接知识必须经过中间环节，而一经过中间环节就会有不可靠的因素混杂进来。他们甚至认为，即使某一推理成为事实，那也是偶然的幸中，其中是没有确实性的。他们重视直接的感性知识，这是正确的；而否定间接知识和推理，却又错误地走向了另一极端。
他们的论敌谴责他们不信宗教，说他们没有道德责任感，把他们贬称为“斫婆迦派”（Carvaka一词来自carv，后一个词的意思是“吃”，意思说他们只讲现世享乐而不讲宗教修养）。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在被称为斫婆迦派的人中，实际上还包括了在具体问题上见解小有不同的派别。
阿着多·翅舍钦婆罗是斫婆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在佛教典籍里，他被列为当时“六师”（六个学派的领袖）之一。他主张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由地、水、风、火四大原素构成，这点虽然错误但方向上没有太大问题。意识由物质产生，人死之后原素分解，各归其身，诸根归人虚空。“不论贤愚，身坏命终，断灭消失，一无所存。”没有永恒的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没有天堂也没有来世。反对因果报应与祭祀礼仪，因此佛教称之为“断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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