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一路前行，苏轼对于京城依然十分熟悉，而且他很快就察觉出，现在前往的方向并非是城南官驿时，亲自驾驶的秦湛却笑而不语，只是示意到了再说。
时间也没有多久，马车便停了下来，几人下得车来，却是令苏轼瞬间为之动容：
原来此处乃是内城的宜秋门内大街，此处往北便能看到辽人的使馆都亭驿。
而他们几人站着的地方，正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于嘉佑六年所购置的南园旧宅门前。
这处房屋虽然不大，但也有一处小小的园子，寄托了他与弟弟苏辙年轻时在京城的所有美好回忆。
在后来“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为了搭救兄长，不惜变卖了这处宅子，再之后兄弟二人便先后被贬出了京城。几年之后再回到京城时，此处已是他人宅产，他们也只能是四处在他处寓居而已。
秦刚则笑道：“还是湛哥提醒，我才访得了这处师公往年住过的旧宅，正好当时的宅主人也想着要出售，我便赶紧把它买了回来。所以这次回京，伯达、叔党两位兄长就陪着师公在这里住下吧，既是亲切，也是方便！”
苏轼不仅感动于秦刚的用心，更是知晓，经历了这几十年，京城里的房价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水平，现在再买下这处房屋，断然不是一笔小钱。
但是，苏轼却并非一个迂腐之人，他知道现在与秦刚之间再去论及钱财已经没有了意义：无论是在从宜兴开始，还是惠州、一直到昌化，这么多年接济的账要如何去算呢？他也只能豁达地将所有的感谢之语浓缩成了一句真正的肺腑之言：
“徐之，你用心了！”
接着便带着两个儿子，走进了这处让他感慨万千的京中旧宅。
看着苏轼父子进去的背影，秦刚却是更有一番思考。
秦刚的记忆里，历史上的苏轼，应该去世于原来历史时空里的建中靖国元年。虽然那时的苏轼也是同样等到了赦免并可以北归，但却因为之前长年在岭南的艰苦磨难，摧毁了他身体的基本健康，在回到宜兴老宅之后不久，六十四岁的他便撒手西去。
而现在，一是苏轼北归的时间提早了一年，二是之前无论是在惠州、还是昌化的那段时间，秦刚刻意提供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保障，让这位老人终于能够避免了残酷生活的摧残。眼前的苏轼，不仅比想象中健康了不少，而且更是增添了说不出的精神气度。
秦刚从浡泥带着战利品回程时，就意识到：此时的自己，已经具备了诸多与朝廷甚至是皇帝谈判的有利条件，并且基于他对赵煦改元为建中靖国的诸多考虑，推动苏轼回归朝堂的基础条件已经相当成熟。
当然，他必须首先要去征求一下苏轼自己的想法，看看这位历经人世间诸多打击、磨难以及起伏之后的睿智老人，是否还愿意在这人生最后的时光，再次为民、为国、为理想而出山。
就在他经过昌化并上岸后的那个晚上，苏过不止一次地以添加茶水的名义进屋，并将担忧的眼色频频投向自己的老父——作为儿子，他自然不愿意父亲再次踏足进入残酷、无情且不可预知的朝堂最高层的政治风波之中。
但是苏轼却是极为认真地听着秦刚的想法，也思考着他对于这几年里天下形势的细致分析，包括年轻皇帝眼下思想动态的重大变化。在他的意念深处，似乎早已沉寂多年的雄心与人世间的职责又一次地重新燃起。
按理说，绍圣以来的连连贬谪、从英州到惠州，再到昌化军的一路南放，悲天悯已的老人早已抱定了“出世”的基础彻悟，其潜心所作《和陶“归去来辞”》便是例证。
然而，超级浪漫的苏轼却始终有着在黄州“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更在惠州祈愿“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而到了昌化，依然还会有着“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的浪漫情怀。
苏轼的一生，从未对于人生放弃过期待，也始终未放弃过为民请命的“入世”之决心。
而在这次秦刚的反复鼓励与用心策划之下，苏轼则彻底燃起了复出济世的坚定决心。
事实上，在赵煦的“建中”决心之下，足以调和章惇、蔡卞等人政治路线的名望之臣，如今也仅剩苏轼、范纯仁等硕果仅存的一两位，而苏轼更是有了一股“舍我其谁”的雄壮信念。
所以，在终于接到最初的北归赦令之后，苏轼便按照当初与秦刚定下的策略，由弟弟苏辙前往靠近京城的颖昌县，以吸引朝臣的主要注意力，而他却以最快也最不为人所知的海路快速北上，先一步回到了宜兴等待。又在进一步的赦令中，极速地回到了久违的京城。
次日，朝廷再次来人到宜秋门南园宅子宣旨：
朝散郎苏轼，再复翰林侍读学士与端明殿学士！
同一日，城南，中太一宫。
秦刚来到这里时，倒是一下子想起了绍圣元年那次正月里的士子诗会，当时诗会的组织者赵期，后来也考中了那榜进士，官授机宜检校文字，留在京城为官，如今已经在秘书省内做了秘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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