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要影响政界或者商界，最常见的是做顾问。
世界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事事皆学问了。
做机器的都知道要专家学者来参与，做医药的自然也不例外。
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的决策者，免不了都要在专业方面受到学界的影响。而越是复杂专业的领域，这种影响的作用就越强。
gmp委员会是杨锐非常熟悉的机构。因为他当年做研究生的时候，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陪着导师，为药厂获得gmp认证而努力。
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然有资格进入gmp委员会工作。
比起国外的诺贝尔奖或者诺贝尔奖提名，杨锐更熟悉gmp和gmp委员会的权力和范围。
在中国刚刚开始gmp认证的几年里，全中国有4000多家药厂，而在中国全面实行了gmp认真以后，剩下了多少家呢？1000家。
有3000家药厂，没有通过gmp的认真，死掉了。
当然，其中的大部分是被兼并或者合并了，但在这个过程中，gmp委员会的力量，却是显露无疑。
可以说，成为gmp委员会的委员，就等于是中国制定药品规则的人了。
虽然实际执行人，并不是gmp委员会，而是食药监名下的药品认证管理中心，但从杨锐的角度来看，他才懒得去管这些具体而微的庶务呢。
比较来说，gmp委员会，等于是在制定中国药厂生产药品的交通规则，而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就是交警大队的存在了。
有生之年，能参与制定一部药品“交通”法，杨锐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带感的事。至于交警大队如何执行，有没有猫腻和灰色收入，杨锐才不在乎。
虽然他要是真的想靠这个赚钱，制定法规的时候也有无数的机会，但就杨锐来说，他更在乎的还是有机会真正的参与到政务中去，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政务。
学术做的高端了，终究免不了参与政治。
人体基因组计划免不了涉及政治，gmp委员会也不会缺少政治的存在。
杨锐对此也并不反感，学者毕竟比官员有更多的转圜余地，做的好坏不一定，选择的空间肯定是很大的。
“我有资格进gmp委员会吗？”杨锐必须得担心一下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象里，能进这个委员会的，多是资历颇深的专家，偶尔有个四五十岁的，就算年轻了。
蔡教授咳嗽一声，道：“你的确年轻了一些，不过……咱们国家现在不是正在讲第三梯队吗？第三梯队就是你们年轻人，给年轻人加担子，这个也是现在的风潮。再者，你现在除了年龄资历以外，其他硬条件都是一流的，我不能保证把你推进gmp委员会，给个提名，试试看吧。”
“如果不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话，试试看就试试看了。”总的来说，杨锐还是有些心虚的。他现在大学都没毕业，
“好，年轻人就是要闯一闯。”蔡教授此时沉稳了一些，道：“我和老伍明天一早要参加会议，如果成功的话，你下午就能进提名的名单，不过，提名能不能通过，是卫生部和******决定的。”
“明白。”杨锐没想到时间如此紧张，这样想来，应当是蔡教授他们那里，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
杨锐也不深究有什么事发生，反正，有提名他就参与，能通过他就上阵。
学者其实经常遇到类似的事，要是脑门上落一个院士之类的头衔，三五不时的就会有一个委员会的头衔掉下来，当然，像是gmp这样的重要的委员会的头衔，因为要做很多工作，通常不会白给，但保不齐有的委员会要借资深学者的名头来说明委员会的重要性。
最典型的例子是袁隆平。他没做院士之前就火的不行，提起中国的农学的代表人物，普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领导当然也是普通人，即使不特意的去考虑，脑袋里一过，说不定就又是一个委员会的名额。
不过，挂衔归挂衔，起点仍然是很重要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成绩斐然，到跳槽的时候，自然是好些个公司抢着要，待遇还能提高。但这个人的第一份工作，仍然意义非凡。而且，也不是说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随便瞎混十几年就行了，学者们加入委员会，也是要分亲近远疏的，必须要着重工作的那个委员会，进而做出成果来，否则，想有第二份工作，也是困难。
国外的学者其实也是一般的情况，有些甚至直接加入了私营的咨询公司，或美其名曰智库之类的组织，归根到底，都是类似的工作。
这种不同于官僚的权力方式运作方式，用阿姆斯特朗的话来说，加入一个委员会，是学术人生的一小步，是学霸人生的一大步。
杨锐挂掉电话，继续坐在沙发上想了一会，这时候，却见景语兰蹑手蹑脚的走了出来。
四目相对，景语兰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悄然的挺直了腰板，道：“我要用一下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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