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草河融化。
船只开始穿行，每一天都有大量的人乘坐着船只前往遥远的榆城，既有夏城人，也有其余城邑的人，每一天都络绎不绝，整个草河好像活过来一样。
草河融化的时候，榆城附近的柳枝已经开花，蜜蜂开始采集花粉为整个夏天的幼虫提供食物。
蜜蜂尚且如此，人自然也要忙碌起来，还有最多一个月就要春耕，其余城邑的牛、夏城的马、木工司的木犁、冶炼司的犁铧锄铲开始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各个农庄。
挖了一个冬天水渠的夏城国人再也扛不住了，尤其是在曼辕在榆城公开认错后，攻守同盟宣告瓦解，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自己农庄的建设计划，纷纷送到了陈健手中。
计划统计司也规定了今年农庄的定额产出，作为秋季的赏罚标准。
很快有农庄的人提出了意见，建议每个人耕种一片土地，除了定额要缴纳的之外，剩余的都是自己的以促进那些农庄人的积极性。
鉴于牛马不够的情况，可以学夏城的办法，七八人一组共同耕种，而不要才去如同榆城作坊一样的手段集体劳作。
对于这个提议，陈健暂时搁置了。不是说这个提议不好，而是这个提议现在不是时机。
法理上土地是归夏城共产的，那些农庄中劳作的人不是夏城人，暂时没有争取到夏城人的身份。
如今土地私有还没有深入人心理所当然，而超前出现的作坊让原本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倘若土地的产出是可以归私人所有的，那么作坊的产出为什么不能归每个劳作的人所有？土地是生产资料，那么作坊就不是吗？
在土地私有制深入人心之前，没有那么多天经地义的时候，作坊群的人肯定会思索这里面的问题，如今还不是时机。
夏城可以那么做，因为之前陈健为了打碎氏族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夏城的土地当然是夏城国人所有，这也可以说得通。可在这里暂时却没办法实行，否则之后的很多事他自己都讲不明白道理，名不正言不顺。
倘若那些农庄的人已经自己争取到了夏城国人的身份，这种制度是很好的可以推行的，计划统计司下发任务，以十几个人小团体的方式承包任务，同时又保持农庄的集体性，以便于兴修水利，单独的家庭是无法应对水旱灾害的，也意味着农人不可能将手中的有限资本集中起来办大事，注定了一辈子贫困——哪怕最简单的酿酒作坊，一个农人很难办起来，但是一旦将来农庄变城邑公产为集体所有，那么就很容易在集体的力量下准备充足的资本。
况且他的真正目的是一群不以氏族为纽带但却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同作坊工一样集体协作有纪律性的人，而非仅仅是为了那些产出。
之所有将他们分配道农庄除了要自给自足外，更重要的是榆城的市场不足以容纳这么多的作坊工，只能扔到农庄以等到市场开拓后将他们直接调到作坊上。
思索了两天，确定这个办法在作坊工和农庄联合最终反抗取得国人身份之前不去实行，他还需要这些人帮助自己给那些既得利益者施压，如今只能先苦后甜。
二月中旬，从夏城来的第一批封地主和里司之类的人来到了榆城，陈健陪着他们参观了两天，随后连通一批新式农具一同运送到了曼辕所在的农庄中。
除了国人见过的犁铧锄头之外，还有一样他们没见过的工具，陈健称之为耧车，也就是原始的播种机。
做出这东西难度不大，甚至可以说毫无难度，没有丝毫的机械传动，全靠重力和惯性。
种子装在木斗中，木斗的背面是一个小斗，小斗下部是三个下种口。
下种口的前面是三个很小的犁铧，用于破开垄顶，种子从下种口落下，既保证了一条直线，又能保证种子的深度，以免太干燥影响发芽。
而整个工具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控制种子从输种管中下落的数量，所以肯定不能直接在大斗的下面挖三个洞，那样的话种的比收的还多。这就需要后面的小斗和输种管，通过一根绳子拉动大斗，大斗的背面有个小孔，大斗稍微一摇动，种子就会从小孔中悠出来一些进入小斗，再从输种管中落到土地中。
只要人掌握了摇摆的节奏，就可以保证完美的耕种。前世在机械条播机普及之前，中原土地上大部分还是用耧车这种没有一块铁的工具，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短工可以利用手的操作，让一亩地的种子用量从十斤到四十斤不等，这取决于地主对待短工的态度，而对雇工来说只是手一抖的事。
所以形成了一种耕种时节吃肉吃白面的雇工习俗——不是出于善良，而是一种双赢的智慧，反之就是互相伤害。
当然，即便技术再差，陈健估计也比用手播种要强，而且会节省很多种子。
用手播种，需要一个人在前面用锄头挖坑，后面一个人背着个袋子弯腰撒种，顺便用脚把种子埋上。算起来一头牛拉着耧车一天能干的活，需要两个人忙十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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